“双升”背后的隐忧：华夏银行转型之路仍任重道远

作为全国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的华夏银行，尽管在2024年实现了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“双增长”，暂别连续两年“增利不增收”的尴尬局面，但从其年报细读来看，这份看似亮眼的“成绩单”掩盖不了其在资产质量、盈利结构、区域布局、合规管理及人事稳定等方面暴露出的深层次困局。

业绩“抬头”靠投资，信贷主业压力不减

根据2024年年报，华夏银行实现营业收入971.46亿元，同比增长4.23%；归母净利润276.76亿元，同比增长4.98%。这也是继2022、2023年收入连续负增长后，华夏银行首次实现“业绩双升”。然而，从收入构成看，其最大收入来源——利息净收入同比下降11.89%至620.63亿元，在总营收中的占比降至64%。

关键的“救命稻草”来自于投资收益。在债券市场火爆背景下，华夏银行加大交易力度，实现投资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同比暴增93.78%，达243.82亿元，抵消了利息收入下滑带来的负面影响。可见，2024年的业绩增长，更多得益于资本市场的短期波动红利，而非信贷主业的可持续增长。

区域失衡严重，东北与粤港澳“拖后腿”

尽管大本营京津冀地区表现强劲，实现营业利润增长65.79%，但东北和粤港澳大湾区两地却合计亏损34亿元，成为拖累整体业绩的重灾区。其中，东北地区受限于产业转型和人口流失问题，经济复苏乏力；而粤港澳大湾区虽经济活跃，但华夏银行未能充分嵌入主流产业链条，反而在处置存量不良中加剧亏损。

除京津冀外，长三角、中东部、西部等多个重点区域也出现营收负增长，凸显其全国布局的结构性弱点。区域经营能力的参差不齐，既制约了整体利润贡献，也削弱了其与招商、兴业、浦发等全国性股份行的竞争力。

净息差持续下行，盈利模式待转型

2024年，华夏银行净息差降至1.59%，同比下降23个基点，反映出银行在资金运用与成本控制方面的双重压力。贷款增速仅为2.46%，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，表明其信贷扩张能力和风险偏好趋于保守，亦可能反映出市场有效信贷需求不足。

而在非息收入方面，华夏银行尽管正加快拓展金融市场、财富管理等业务，但专业能力不足、竞争压力大，尚未形成稳定增长引擎，非息收入占比提升进程缓慢，整体盈利结构仍然单一。

资产质量承压，零售风险敞口扩大

尽管2024年华夏银行不良贷款率降至近9年低位，但按揭贷款不良率上升43个基点至1.8%，消费贷和信用卡业务风险亦在扩大，表明其零售端资产质量仍面临挑战。更关键的是，该行拨备覆盖率仍处行业偏低水平，一旦经济环境恶化或风险暴露加剧，其抵御冲击能力相对薄弱。

2024年华夏银行全年累计收到25张监管罚单，罚款总额逾1900万元，其中多数涉及信贷、票据、内部控制等核心业务领域。2025年第一季度，仅3个月时间内就新增罚单8张，处罚金额高达960万元，频率之高在股份行中属罕见。

典型案例如长治分行贷前调查不尽职、宁波分行贷款和票据业务管理不审慎等，均反映出该行内部风控机制存在漏洞，内控体系“失守”。频繁违规不仅影响经营合规性，也直接损害其市场声誉和用户信任。

管理层动荡亦是华夏银行近年来的“常态”。仅2024年内，行长岗位两次更迭，监事会主席、副行长等关键岗位也相继变动。2025年初，董事长李民吉上任仅38天即突然辞职，由原北京银行行长杨书剑接任。高层频繁更换，不仅影响内部稳定，更使战略方向缺乏持续性与落地力。

破局之道：从“挣快钱”到“强主业”

纵观华夏银行当前所面临的问题，其短期内实现的“双升”只是阶段性表现。投资收益无法长期依赖，合规风险频发、资产质量不稳、经营版图失衡，均对其未来发展构成掣肘。

新任党委书记杨书剑曾在北京银行期间推动零售转型与内控升级，被寄望带领华夏银行走出困境。未来，提升信贷业务质量、强化区域协同布局、加快非息收入增长、重塑风控合规体系，将是他面临的四大命题。

表面“业绩回暖”，实则问题重重，华夏银行正在一条布满荆棘的转型道路上摸索前行。在宏观经济不确定、行业监管趋严、金融科技变革的大势之下，唯有从“挣快钱”转向“强主业”、从“避风险”转向“建能力”，才能真正破局而立，赢得市场和用户的信任。